“包容性发展”，由“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演变而来，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从2009年开始，“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开始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和各类报刊媒体上频频出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讲话和国外出访中，多次使用“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等词汇。经过中国领导人的创造性转化，“包容性”一词，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富于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其要义在于，一方面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共享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成果也应该为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因此，探究“包容性增长”治理理念的理论渊源有着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的涵义及其体现的治理思想

“包容性”理念最早是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商定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来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所倡导的“包容性”理念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因素，闪耀着深远的中国智慧。《辞海》是这样解释“包容”一词的：“包容”中的包，指包含、包孕、包括、包融；容，指容纳、宽容、适宜；“包容”即大度宽容、容纳的意思。（1）宽容。《汉书·五行志下》：“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宋朝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才取次可用。”《明史·蔡时鼎传》：“貌退让而心贪竞，外包容而中忮刻。”《玉娇梨》第二十回：“二人俱系旧故，尚望仍前优待，以示包容。”（2）容纳。前蜀杜光庭《皇后修三元大醮词》：“气分二象，垂包容覆载之私。”明朝李东阳《大行皇帝挽歌辞》：“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容。”贺敬之《雷锋之歌》：“七大洲的风雨，亿万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容。”

可以看出，《辞海》中对“包容”的解释，有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也有强调人与人之间需要大度宽容、相互容纳的，但是，更多的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即把“包容”作为社会治理的智慧策略来诠释的。当然，“治理”一词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明确出现，它是世界银行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一个现代概念。关于治理问题，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善治（good governance）”或“有效治理”，即政府要学会向市场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与这些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但是就“包容”而言，在传统文化中更多是按照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意义来阐述其含义的，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命题和构成内容。早在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其思想体系中，就提出了两个极具现实价值的观点：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2013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中，曾引用此句强调平等相待和加强战略协作。后者正是我们现在治理社会利益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理念。这里的“和”，强调的是差异事物之间的包容、融合；“同”则是指完全一致，没有差异。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即“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我国的大思想家老子也在其《道德经》中就提出“包容性”的治理理念。《道德经》第十六章中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这里的“容”，指的就是“包容”。老子认为，作为统治者要讲究一个“容”字，即胸怀宽广、“容”量宏大。“容乃公”则是统治者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做到“公”，即公平、公正、公道。“公乃王”，统治者做到了“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就可能成为好的统治者，治理好这个国家和社会。孔子、老子等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这种“包容性”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开放产生深远的影响，更是启迪了世世代代的执政者，采取“容”的治理大策，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唐太宗李世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执政策略。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儒家思想，都坚持了经世致用原则，可以为我们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思想及其蕴含的治理理念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包容性”思想，涵盖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包容性。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这是人类社会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2]”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包容性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无矛盾的事物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以承认矛盾也就要承认包容。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而复杂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和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人们的交互活动中，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应该允许“千姿百态”、“多元包容”。马克思厌恶、反对那种排斥性的思维和行为。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4]”马克思的反诘“为什么”，实际上是肯定应包容“千姿百态”。在物质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种种不可摆脱的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不包容的极端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对于这种排斥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应“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6]”这些经典论述科学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包容性，主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相互动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良性互动，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地激发潜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思想，寄希望于未来社会更少的他治和排斥，更多的自治和包容，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性别、年龄、健康、贫富、身份等都能够无差别地融为一体，公平合理地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包容性”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共同富裕论、全面小康、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我国之所以接受并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的治理理念，原因就在于其丰富的治理思想不仅蕴含于我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之中，也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里。

三、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的包容性增长理论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贫困问题也愈来愈突出。于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围绕着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进行了多个国家、多个领域、多个角度的论证和研究，不断深化了对经济增长的规律性认识，也逐渐揭示出了贫困发生的社会政治根源，廓清了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了涓滴增长、广泛基础的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等增长理论。

1、“涓滴效应”，又称作“涓滴理论”（Trickle-down effect）理论。“涓滴效应”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 O. Hirshman），在对一个国家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解释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及其影响。赫希曼认为，对于欠发达区域或者较为贫困的群体，政府不要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而是通过先富起来的区域和群体来带动他们，通过就业、消费等方面来促进这些区域和群体的发展和富裕，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涓滴理论”曾是里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相信“涓滴”（trickle down）理论，即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并没有带动起落后的群体或地区，它的"后发优势"并未在现实中见效。这说明“涓滴效应”、“扩散效应”和“后发优势”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而不是现实中必然产生的预期结果。美国在里根政府时期正是基于这种“滴漏理论”的误导，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持续繁荣，而且还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2、“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理论。在收入贫困理论和“涓滴效应”理论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开始意识到，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转变，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如何使物质财富从一个高收入的社会群体流向一个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还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并不完全是同步进行的。于是，世界银行开始把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转向非物质领域，在吸收和借鉴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的基础上，在1990年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理论。该理论认为对贫困问题不能坐视不管，不要期望于经济实现增长了，贫困问题就自动减除和消失了。对贫困问题的消除，更需要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来给穷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自身能力的提升，使贫困人口最终都有能力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3、“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理论。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此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世界银行发现贫困人口能力的提升对减贫的作用很有限，全球贫困问题还在持续恶化。在此情况下，世界银行把研究的视角放在了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更深层的领域来探求贫困产生的本质根源，提出了“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开始重视增长、贫困和权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增长、贫困和权利之间是一种不可割裂地动态关系，经济的增长仅仅为减除贫困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若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必须重视增长模式的科学性、和谐型和共享性。依此为理论依据，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地区在减贫战略、政策上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实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从而也推进了增长理论的演进。

4、“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论。“包容性增长”理念基于全球和亚洲的新实践对“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治理结构性缺陷的凸显和亚洲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开始把对减贫问题的研究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结构性缺陷治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治理理念，例如要对地区的和谐增长做出贡献，要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等等。这些理念即是“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此后，随着对贫困问题、不平衡问题等排斥性问题研究和探讨地愈来愈成熟，一个确保效益和公平公正、成果分享最大化的“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对此理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解释说：“经济增长虽对贫困减少是必须的，但并非充分的；基于动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和平等增长，对于实质性的削减贫困是必需的，它能更快地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包容性是联合国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的实现。”[7]

5、“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理论。“包容性发展”是在“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包容性增长”的逻辑延伸。“包容性增长”理念刚一问世，我国政府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进行了相关的调研和研究，在此基础上，2011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首次把“包容性增长”发展为“包容性发展”，并对“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多种文明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发展；每个国家和民族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每个人权利同质、成果共享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良性的发展。也因此，博鳌亚洲论坛将包容性发展作为2011年年会主题，目的在于为塑造亚洲新的发展观探寻思路，并探讨如何将其转化为政策的行动。通常意义上讲，“发展”是“增长”的逻辑延伸，它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扶贫、文化教育、医疗健康、民主法制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与增长的主要区别就是发展是以价值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关系的展开，而增长则是以价格为核心的。这就决定了发展追求的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全面、系统、和谐和可再生型地经济增长，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而增长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是一切向钱看。 GDP增长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它从属于发展。但是，就“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而言，因为在前面贯有定语“包容性”一词，二者在内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用“发展”来替代“增长”，其意义更直截了当，也更明白易懂科学，也避免了打着“发展”旗号搞“增长”，从而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作者：河南省委党校社科部教授 顾绍梅）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3.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8.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1.

[7] 詹国枢:《关注包容性增长》，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1-2. 

（http://cppcc.people.com.cn/GB/35377/13105304.html）